近二十年来，围绕着“钱学森之问”和“李约瑟难题”这两个事关我国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改革的深度话题，国内外一直持续热议。当代国学家熊春锦先生在《东方治理学》等著作中对这两个话题都有非常深刻的解析，我们在此给关注“李约瑟难题”的读者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先生的主要观点。
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一卷序言中提出了一个疑问：“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，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；
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现代科学，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；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，其阻碍因素是什么？”1976年，肯尼思·博尔丁将这个问题称为“李约瑟难题”。我们可以将“李约瑟难题”简化为“中国文明为什么没能产生与西方相似的近代科学？”
与李约瑟难题相似的问题还有：在14世纪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那些被认作是产生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，但为什么最终这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没有爆发在中国？
这类问题本质上是在问“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发展曾经长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，科技发明和发现都有良好的积累，却没能顺势发展壮大，而是在17世纪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呢？”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，是文明诞生了文化，文化诞生了教育与文明的传承。只有深入到文化层面寻根探源，才能厘清文明传承的发展过程及其根本原因。
不论东方还是西方，文明发展都曾经历过内求法向外求法的蜕化，在精神文明领域都曾经共同经历过性识晢学文化、慧识悊学文化、智识哲学文化、意识哲学文化四个蜕化阶段。
只是在告别慧识悊学文化历史时期以后，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。西方踏上了一条重视灵感与直觉的意识哲学文化发展之路，在外求法的道路上疾驰，特别是在16世纪以后，在与东方的文化交流中，大量吸收了东方慧识悊学文化的内容，更加如虎添翼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。
实际上，包括李约瑟在内的许多国内外学者都认同：在16世纪以前，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，发明创造也优胜于世界各国，只是到17世纪之后，科技发明逐渐落后于西方。要回答李约瑟难题，必须回溯到16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。
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时，也经历了从慧识悊学文化历史时期向智识哲学文化历史时期的转折。
“轴心时代”，东方中国产生了孔子所代表的原儒智识哲学文化，但之后在汉代畸变发展的改良儒学，未能真实而全面地继承慧识悊学文化内求法的全部遗产。汉代的改良儒学开始全面取代慧识悊学文化，彻底抛弃了祖先遗传下来的“修身明德”这个文化内核，将儒学思想扭曲改造成为服务于皇权的官儒思想。
与此同时，汉武帝通过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国策，将修身治世的鸿篇巨著《黄帝四经》从历史文库中清除；
对老子五千言也进行了篡改，颠倒其篇序，将《道篇》颠倒至《德篇》的前面，由《德道经》变成了《道德经》，而且对其中许多关键性内容进行了的编修，删除了其中的修身明德的内容。
正是汉武帝时期的这一拙劣国策，造成了修身明德的文化从主流文化领域中被清除。
官儒所独尊的意识哲学文化，由于未能继承祖先慧识悊学文化最关键的基础理念与方略，对于内求法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因而无法真正应用内求法的验证来指导外求法的发展。
中国慧识悊学文化中的修身明德教育，在被皇权与犬儒所封杀和边缘化后，就在主流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被全面清除了，最后逐步消失。
除此之外，由于改良儒学并未真正像西方的文化转型那样，真实地全面转向外求法，而是躺在慧识悊学文化内求法所取得的成果上，彻底功利化而不求进取，耗尽了祖先留下的慧识悊学遗产，也就导致整个社会进入了创造力疲乏的阶段。
在主流社会主动抛弃慧识悊学文化以后，中国科技的发展转向民间，主要由一部分儒道兼修者、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所完成，但未能形成强大的社会主流科技势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