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道解中医”的概念，来源于“岐黄源于道”这句话。
所谓“岐黄源于道”，源出于岐伯与黄帝对话所产生的中医典籍——《黄帝内经》。
在《黄帝内经》当中，展示和揭示了人的生命实相和真相，以及预防、治疗、健康之道。
《黄帝内经》这本著名的经典，是中国医学的初始宝典，可以说整个中医都源于《黄帝内经》。
但是，现代人对《黄帝内经》感兴趣的已经比较少了，能够读懂的人也少了，因为近百年以来，我们采用了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式，所以难以真正地读懂《黄帝内经》。
鉴于这个因素，我们就立了个命题，叫做：
以道感悟中医，
以道体悟中医，
修身而学习中医。
东方的文化和西方文化，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。
正像爱因斯坦所说，西方以实验证伪的方法来完成了他们的科学，但是中国人却完全没有走上这条路。
“在我看来，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，那是用不着惊奇的，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。”
这里面提出了一个疑问：中国人用什么方法实践？为什么没走上西方的科学发展之路，却能实践发现西方科技能够发现的一些现象？
其实，这条“中国之路”就完整地包容在《黄帝内经》、“老子五千言”、《庄子》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典当中。
1973年湖南马王堆发掘出来的《黄帝四经》，揭示了中国研究生命、研究自然、研究万物的学习、教育方法和理论。
而且，近代西方正在接近中国祖先们所揭示的这个理论框架，非常想掌握中国祖先是如何突破西方模式而完成了这些研究的。
我们就借“岐黄源于道”和“道解中医”，对这个命题作一探讨。
我们中国的文明诞生于内文明。
请注意这个“内”字，为什么说中国的文明诞生于内文明？
这个“内”是体内的内、身内的内，这是一个分水岭，是中国文化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水岭。
西方文化、文明的产生是外文明，东方文明的产生是内文明；西方文明的产生是眼耳鼻舌身的外延，而东方文明的诞生是眼耳鼻舌身的内用，这是一个分水岭，一个明显的界限。
内文明在历史上孕育了我们两千五百年前的道学文化，道学文化诞生了中医学，所以说“岐黄源于道”，中医也同样源于道。
整个道学的框架、核心基石，主要是由伏羲的《易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与《黄帝四经》以及“老子五千言”，构成了中国古代道学文化的根和干；在此根干的基础之上，才展开诸子百家。
但是我们注意到，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文化，这其实是没有理顺两千五百年前“轴心时代”之前这三大文化的根基。
道学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、各家学说、各个学派的最高境界和共同的归宿，最终的归宿都应该归到道上面来。
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理学等，都是从道德根文化大树当中长出来的枝干文化，包括医家文化、中医文化，都属于百家之一。
中华道学文化体系的概貌，我们先要了解一下，然后再来了解中医，才容易解析中医形成的原理和根源。
中华道学根文化，一是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，是以易阐道，以一道阴爻和一道阳爻、以三个爻构成一个卦体，以三生万物的原理来揭示宇宙的真理；
二是成型于轩辕的法道文化，那就是1973年在湖南马王堆发掘出来的《黄帝四经》，是揭示修身治国理论和方法的一部著名经典，其内容主要是以道法论道、论治国、论修身、论齐家、论治世，所以简要称为“四经修治”；
三是成熟于老子的徳道文化。老子五千言帛书版的排序是《德篇》在前、《道篇》在后，要求人们在离道失德以后，要以德进道、以德证道。
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整个道学根文化，叫三剑客也好，叫三驾马车也行，从根本而言，它们都是中国根文化的基础和发端，是中国根文化的井泉。
道学文化的基本特点，概况起来有三个：
第一个特点，是修身内求的文化教育；
第二个特点，是以慧性内文明为先导，慧智共用的教育；
第三个特点，是尊道贵德、敬天爱地、亲民爱生的文化教育。
这是道学根文化的特点，与后来出现的儒家文化教育思想有明显的不同。
我们从文字的源流变迁当中发现，在历史转折时期轴心时代所发生的文字转折，说到底就是慧性文化和教育向智能文化和教育的转折，是轴心的转动。
我们要学习和了解中医，首先不得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史。从文字上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“教”和“学”两个字。解析中国文字的时候，要注意到从右往左解析。
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，老师教导我们先写左边、再写右边，而且左侧也叫偏旁；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行文方式是从右到左、从上到下。
在古代，在两千五百年以前，一直都是采取一种右脑应用方式，使用右脑、调用右脑而使用左手来创造中国文化，我们通过研究古文行文方式和字体结构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特点。
中国的教育史，在最前期，可以说就是以两个“爻”为最根本的教育方法。说它是阳爻和阴爻也好，说它是道或道的动态变易也好，这个“教育”的“教”，最开始所传达的，是一个成年人在教孩子，引导孩子们学习如何达到天人合一，明白天地的变易道理，这就称为“教”。
虽然字形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异，但是甲骨文、钟鼎文、篆文仍然保存着这个特点。包括在汉代的字典《说文解字》里面，“教”的结构仍然是一个“爻”加一个“子”，然后是用手托着孩子们认识天道。
到了汉武帝时期，“教”的内涵才开始改变，变成以“孝”道教育为主。汉武帝的时候，将“教”字改成一个“孝”加一个“文”，并将其确定为国家教育方针。
这个变化既带来了好处，也带来了弊端，变成了仅仅出现在家庭的孝道和对皇帝的绝对服从，而丢弃了最早期的道学教育当中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教育。
“学”字，也是同样的原理。
最初“学”字的上边也是一道爻，两个人在一起交流，认识天地之道。后来，变成在房子里面，孩子们在学习学问。
一直到繁体字出现的时候，“学”字仍然保留着这样的象形表意。所以从字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中国的文化教育就是修身的文化和教育。
中医的“教”与“学”，同样离不开“修之身，其德乃真”的必然过程，中医也是内取诸身、慧识和智识相结合的一门学问。但是，现在充斥我们整个世界的，却都是西医的学问。
西医纯粹是单纯的智能外求法，是外求法研究的一个结果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。近代西医的科学越来越发达，药物越来越多，然而疾病也同样越来越多，还是没有很好控制疾病的发生。
所以，如何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来救偏补弊，来补救西医的不足，这也成了近代中医领域的一个课题。
例如，仅仅一个四环素，就使中国不少的孩子成为黄牙齿，但是当时却不能及时发现其中的副作用，而是在十几年以后才出现这种后果。
西医的很多弊端在早期他们自己没办法发现，但是应用自然疗法、应用中医的疗法，恰恰可以避免这些风险，避免永久性的器官损害。
近些年来，西方民众已经逐渐开始发现西医治疗当中的弊端，而追求自然的治疗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趋向。